举报公司全员漏缴社保，反被要求“自证全员”：长沙一维权者陷“程序死循环”
手持包含具体人员、时段和银行流水的举报信，当事人以为税务机关会对一家公司可能存在的系统性社保违法展开调查。他等来的却是一份要求提供“用人单位全员”证据材料的通知。“我们9个人的材料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为什么不去查公司，反而让我们去提供全公司几百号人的工资流水？”近日，长沙的由*鹤在电话中语气无奈地表示。
2025年5月起，由*鹤与数名同事因湖南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社保缴纳问题，向税务部门发起举报。这场最初指向具体个案的维权，在当事人试图揭发“公司全员未足额缴纳社保”这一系统性问题时，陷入了僵局。
01 举报之路：从个案维权到系统性质疑
举报的开始源于员工对自身权益的维护。2025年5月20日，由*鹤与另外10名同事将一封举报信邮寄至长沙县税务局湘龙税务所。信中举报湖南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偷税漏税的行为。
“我们一开始是就自己的问题投诉，要求公司补缴。”由*鹤回忆。他们提交了包括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和个人社保缴费记录在内的材料。起初，事情似乎有所进展。在税务部门介入下，由*鹤个人的社保补缴问题率先得到解决。长沙县税务局社保非税科在2025年9月3日的回复中，将9名举报员工的情况分为四类处理：已补缴、已移交、待诉讼后移交及需进一步核实。
然而，个人诉求的部分解决并未让由*鹤停下脚步。在梳理材料过程中，他和同事们发现，公司可能存在的社保问题远比个案严重。“我们发现这不是几个人、几个月的偶然问题，而很可能是全公司范围内的系统性漏缴、少缴。”
基于这一判断，2025年9月3日，由*鹤等人转变诉求方向，向长沙市税务局稽查局正式提交了《关于湖南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员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信》。核心诉求从“解决我们几个人的问题”变为“调查并查处公司可能存在的全员违法行为”。
02 程序困局：要求举报人提供“全员证据”
然而，举报材料被转回长沙县税务局处理后，矛盾开始激化。
“税务局说，我们要举报‘全员’问题，就得提供‘用人单位全员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收入证明、缴费记录等必要材料’。”由*鹤展示了2025年10月28日长沙县税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文件明确指出，核查“全员”问题需全员的必要材料。
正是这一要求，成为整个事件的争议核心。税务机关认为这是“法定核查程序的必要前置环节”；举报人则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变相拒绝履职。
“我们作为普通员工，怎么可能拿到全公司几百人的工资流水和劳动合同？”由*鹤的同事反问，“如果每个举报人都要自己完成全部调查取证，那还要行政机关做什么？”截至发稿，尝试联系长沙县税务局未获回应。
03 复议被驳：因“无利害关系”被拒之门外
2025年12月28日，由*鹤因不服长沙县税务局的行政行为，向长沙市税务局提起行政复议。
2026年1月5日，长沙市税务局发出《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而在补正通知发出次日，长沙县税务局作出答复，以“无法确定被检举对象，或不能提供税收违法行为线索”为由，不予受理。
最终，复议机关以“申请人与所举报的‘其他员工’的社保费缴纳问题无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了由*鹤的复议申请。这意味着，在由*鹤个人社保问题已解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认为他就公司“全员”违法行为的举报，已与其无直接利害关系。
04 法律视角：行政调查不应“甩锅”举报人
“这个案件反映了我国行政举报制度中的一个典型困境。”一位不愿具名的行政法律师分析指出，《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规定检举人应提供“税收违法行为线索”。
“本案中，举报人提供了9名具体员工的详细证据，这应被视为指向公司可能存在系统性违法的‘线索’。”该律师表示，“而行政机关要求提供‘全员’证据，实质上是将本应由其履行的调查取证责任，不合理地转移给了举报人。”
行政调查具有职权性特征，行政机关在获取初步线索后，应当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任何涉及‘全员’的违法举报，都将因举报人无法提供全部证据而无法启动调查，这显然与设立举报制度的初衷相悖。”
05 监督缺失与“程序空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指出，此案暴露了行政监督机制中的“程序空转”风险。“行政机关用‘程序正确’的表象，回避了‘实质正义’的追问。当‘提供全员证据’成为调查启动的前置条件，而这一条件客观上难以满足时，调查程序实际上就被巧妙但彻底地阻断了。”
在行政复议途径受阻后，由*鹤等人计划向监察机关反映，指控税务机关“涉嫌行政不作为、程序违法”。
“我们举报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可能存在的系统性违法行为，这涉及到国家社保基金的安全。”由*鹤表示。然而，面对名为“程序”的高墙，普通劳动者要证明“全员”违法，似乎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挂断电话前，由*鹤叹了口气。在长沙另一栋写字楼里，涉事公司仍在正常运营，对这场持续近一年的举报风波，未予公开回应。
